李加凱
(摘 要)在清代著名的幾部杜詩注本中，楊倫的《杜詩鏡銓》有其鮮明的特色。本文主要論述了《杜詩鏡銓》的校勘、成書經過和在清代的三種刻本。
楊倫推崇杜少陵，對杜詩潛研與揣摩頗深，因有注釋杜詩之志，終以二十五年之力，殫精竭思，完成《杜詩鏡銓 》。這一注杜之作，在學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。
關于《杜詩鏡銓》，在其成書之后，即出現了頗多好評，主要見于畢沅、朱圭、周樽等人作的序中。如畢沅云:“今閱楊君是書，非注杜也。將各家注杜之說，勘削紕繆，蕩滌蕪穢，俾杜老之真面目、真精神洗發呈露，如鏡之不疲于照，而無絲毫之障翳也。”同治十一年，吳棠重刻《杜詩鏡銓》，序曰:“讀詩者息眾說之紛挐，仰光焰之萬丈，而杜公真切深厚之旨，益昭然若揭焉。”后來，還出現了多家對《杜詩鏡銓》的批點式研究，都有不少新見。而程千帆先生的《杜詩鏡銓批抄》是有選擇的批點式評論研究，言簡義精，多有創見。
當代有一些著名學者，為《杜詩鏡銓》的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貢獻。如孫微先生的《清代杜詩學史》，胡可先先生的《杜甫詩學引論》，張忠綱和趙睿才等先生的《杜集敘錄》等等。特別是鄭慶篤和焦裕銀等先生的《杜集書目提要》和周采泉先生的《杜集書錄》，對《杜詩鏡銓》的版本和流傳作了詳細的考察。周先生奔波于全國各大圖書館和藏書所查明《杜詩鏡銓 》清代的六種版本，以及后世的五種批點本。周先生還指出了楊倫注杜所選的底本:“是書以仇注太繁，根據蔣金式所批朱注，刪汰歷代諸家注，旁采時賢批校本，爬羅剔抉而成。”蔡錦芳《杜詩版本及作品研究》，書中《蔣金式及其批朱鶴齡輯注〈杜工部詩集〉研究：兼談其與楊倫〈杜詩鏡銓〉之關系》一文，對楊倫注杜所選的底本也作了考察，以其親眼所見，證實了底本為蔣金式批朱鶴齡《杜工部詩集輯注 》。楊旭輝寫過一篇論文，《清代常州詩群與尚杜風潮--兼論楊倫〈杜詩鏡銓〉及其詩歌創作》，該文主要是通過考稽常州詩人對杜詩認識的演進過程，進而探討清前期的詩學觀念的流變，從中感受到性靈之習漸行漸近的趨向。
近年來的博碩士學位論文中，也有涉及《杜詩鏡銓》研究的。如河北大學吳淑玲博士的學位論文《仇兆鰲及〈杜詩
詳注〉研究》，南京師范大學紀玲妹博士的學位論文《清代毗陵詩派研究》，首都師范大學李爽博士的學位論文《清代〈錢注杜詩〉暗中流傳與突破禁毀考述》。
專以《杜詩鏡銓》為研究對象的學位論文，則有楊金鋒的《〈杜詩鏡銓〉研究》，這是目前所見到的唯一專門研究
《杜詩鏡銓》的學位論文。文章論述了《杜詩鏡銓》的成書背景；考察了楊倫的學術思想、文藝觀和美學觀；歸納了楊倫注解杜詩的內容、特點和不足。其用功甚勤。
筆者不揣固陋，茲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，對《杜詩鏡銓》的底本與校勘、成書過程和在清代的刊刻情況，做些淺薄的論述。
一、底本與校勘
關于底本選擇和參校本，楊倫未作明確說明。凡例云:“諸本編次互有不同，是本詳加校勘，使編次得則，詩意易
明。”又云：“杜詩宋元諸刻，傳寫字樣互有不同。今擇其義可兩存者，仍夾注本文之下，以備參考。其無當者，則竟從刪，以免混目。”可見，楊倫在注解杜詩之前，也做了很嚴謹的校勘工作，參校了宋元諸本。
蔡錦芳《杜詩版本及作品研究》中《蔣金式及其批朱鶴齡輯注〈杜工部詩集〉研究:兼談其與楊倫〈杜詩鏡銓》之關系》，以其親眼所見杭州大學(今浙江大學)圖書館藏蔣金式批的朱鶴齡輯注《杜工部詩集》，書中除了蔣的批語外，還有楊倫摘引的各家評語，且楊倫所引，前三冊多，四至七冊漸少，八冊以后幾乎沒有。據蔡錦芳的研究與介紹，楊倫逐漸放棄了原來的打算，而另起爐灶，但底本仍然是朱鶴齡輯注《杜工部詩集》。據趙懷玉《敕封征仕郎例贈文林郎國子監生楊君墓志銘》(趙懷玉為楊倫之父詩南作)，楊倫之母蔣孺人，故里望族蔣金式之曾孫女(金式著有《杜詩編次》，又批點朱鶴齡輯注《杜工部詩集》)。楊倫詩集卷一《鸛宕放舟》其一詩中小注云：“外氏祖蔣弱六(名金式)、紹孟(名和寧)兩先生皆讀書于此”。楊倫得到外祖家學熏陶，九歲能詩文，為祖舅蔣和寧所器。和寧，乃蔣金式之長子。由此可見，楊倫注解杜詩，選擇蔣金式批的朱鶴齡輯注《杜工部詩集》作為底本，是因受到了外祖家學的影響。
校勘杜詩時，楊倫有自己一貫的原則，即“義可兩存者”留，“其無當者，刪。于是，他作的校勘記自然很簡略。然而，從僅有的校勘記中，可以大致了解楊倫選用的參校本。有代表性的如下:
吳若本，即宋代吳若校刊《杜工部集》；草堂本，即蔡夢弼《杜工部草堂詩箋》；魯直本，即黃庭堅杜詩刊；《正
異》本，即蔡興宗《杜詩正異》；單復本，即明代單復《杜律單注》；《杜臆》本，即王嗣奭《杜臆》；朱本，即清代朱鶴齡輯注《杜工部詩集》；仇本，即仇兆鰲《杜詩詳注》等等。這些都是歷來注杜者很推崇的杜詩版本，具有相當的權威性
關于《杜詩鏡銓》對杜詩的校勘楊倫不僅吸收了前人的成果，同時也有一些自己的發現和貢獻，主要表現為明斷正誤，巧設按語。如卷九《相從行贈嚴二別駕》:“烏帽拂塵青騾粟”，楊倫先在“騾”字后下斷語“一作螺，非”，直言他人校勘之誤，然后緊接著在句下注釋中擺出了證據，即引朱鶴齡注:“青騾粟，即與奴白飯馬青芻意。言主人待客之厚如此也。”于是，該詩的用字和含義自然明了。又如卷十《上兜率寺》:“周颙好不忘”，楊倫在“周”字后下斷語“舊作何，誤”，句下注釋引《南史》:“周颙音詞辨麗，長于佛理，于鐘山西立精舍，清
貧寡欲，終日長蔬。雖有妻子，獨處山舍。”楊倫引《南史》周颙事跡，一則確定了姓周不姓何，二則解釋了“好不忘”，一舉兩得。又如卷十一《閬山歌》:“閬州城東靈山白”，“靈”字后的校勘記云:“一作雪，非”。句下注釋為“《唐書》:閬州閬中縣有靈山。《輿地記》云:昔蜀王鱉靈登此，因名。’，注釋之語既道出了“雪”字之誤，又闡明了山名之來歷。又如《贈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韻》:“口江如練”，“”字后的校勘記云:“當作堋”。句下注釋引《水經注》:“李冰于都安縣堰江作堋，堋有左右口，謂之湔。堋江入陴江、檢江以行舟。”又引《寰宇記》:“導江縣有都安堰，蜀人謂堰為堋。”如是者甚多，茲不-一羅列。像這樣，先在校勘記中明斷正誤，且不急于下按語，待到句后作注解時，方將按語和注解合二為一，或者說是按語自然蘊含在注解之中，使得校勘與注
解相互為用，避免了用語羅嗦，正體現了楊倫注杜的簡明風格。
參看僅有的校勘記，可以知道楊倫運用了多種校勘方法:1、對校法，也就是版本校，前面已經提到，楊倫至少參校了吳若本、草堂本、《正異》本、單復本魯直本、《杜臆》本、朱本、仇本等等；2、本校法，“據上下文來校正古書文字訛誤”，如卷二十《送盧十四弟侍御護韋尚書靈櫬歸上都二十四韻》句中記“(希)舊作稀，韻復。”“因前有“之子俊才稀”。其實，這還是一種運用詩韻知識的理校法。3、理校法，“運用分析綜合等手段據理推正古書文字訛誤”。有從古書典故來校勘，如卷十《上兜率寺》句中記:“(周)舊作何，誤。”句下引《南史》:“周颙音詞辨麗…獨處山舍。，讓讀者是非自辨。有從歷史地理來校勘的，如卷十一《閬山歌》句中記：“(靈)一作雪，非。”句下引《唐書》《輿地記 》其證據可謂十分確鑿。
二、《杜詩鏡銓 》的成書過程
《杜詩鏡銓》自序稱:“余自束發后即好誦少陵詩。二十年來，凡見有單詞只字關于杜詩者，靡不采錄，于舊說多所折衷。年來主講武昌，閑居無事，重加排纂，義有艇滯，至忘寢食，不覺豁然開朗，若有神助之者。凡閱五寒暑，始獲成書。”楊倫《杜詩鏡銓》草創達二十年之久，潤色審閱又五載。該序作于“乾隆歲在重光大淵獻(即辛亥年、五十六年1791)中秋前五日”。是年楊倫四十五歲(楊倫生于乾隆十二年丁卯，即1747年)。由此上推五年，是乾隆五十一年丙午(1786)，楊倫行年四十。楊倫于乾隆五十年乙巳(1785)到武昌，主講江漢書院，則審閱《杜詩鏡銓》初稿是從作講席的第二年開始的。《九柏山房詩》卷九《雨夜讀杜集》:“江湖一老念君恩,至性因知詩教尊。九死崎嶇來蜀道，孤舟浩蕩下荊門。房嚴出處分窮達，鄭李交游感沒存。”該詩作于乾隆五十一年左右，
當是雨夜審閱初稿時，有感而作。從乾隆五十一年再上推二十年，即乾隆三十一年丙戌(1766)，楊倫恰好二十歲，正束發之年。根據筆者對其生平的考證，楊倫十九歲時，問學于陸恭城;二十一歲時，與洪亮吉、邵圣藝和黃景仁等同學于龍城書院，師從邵齊燾。楊倫于風華正茂之時，即熟覽杜詩諸家注本，并著力于采錄各種詩話、筆記中有關杜詩者，就連只言片語也不放過，其用心于杜詩可謂深矣勤矣。
楊倫于乾隆四十六年辛丑(1781)登第后不久作《題杜少司寇曲江先生重修少陵成都草堂圖卷卻寄奉懷》詩中對
杜甫一生行蹤敘述甚詳:“少陵窮益工，光焰久不燈。詩史炳日星，忠誠系堂廉。豈但矜斧藻，并堪代針砭，
上思翊圣朝，下乃憫窮閻。大節自犖犖，小言徒詹詹，艱難蓼偏集，奔走突少黔。秦隴暫經過，巴蜀久滯淹。先值節度裴，后依仆射嚴。草堂枕江麓，花潭開鏡奩。小松漸成長，翠竹時修纖。讀畫憶韋諷，彈棋邀席謙，幕府徵辟交，郎官祿命露。賢主見優禮，同儕復猜嫌。住比鳥投籠，歸若魚脫鉗………西瀼徙更頻，東屯居最厭。”不難看
出，楊倫在三十五歲時，已經對杜甫一生的坎坷經歷和思想變化了如指掌。可以斷定此時楊倫對杜甫其人其詩都有過一番深入的研究。
甘載孜孜不倦，五年廢寢忘食，終成《杜詩鏡銓》。書名取自杜詩《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審李賓客之芳一百韻》中詩句“金篦空刮眼，鏡象未離銓。”楊倫注曰:“《圓覺經》:諸如來心，于中顯現，如鏡中象。《說文》:銓，衡也。曰度也。言金篦雖可刮去眼膜，而執鏡象以為實有，則猶未離銓量之間也。”楊在自序中也說:“今也年經月緯，句字比，以求合乎作者之意，殆尚所云鏡象未離銓者。然一切楦釀叢勝之說，剪薙無余，使淺學皆曉然易見，則亦庶幾刮膜之金篦也夫。”通過書名可知，楊倫在自謙的同時，對自己的學術成果還充滿了自信。
三、《杜詩鏡銓 》在清代的刊刻情況
據周采泉先生《杜集書錄》，《杜詩鏡銓》在清代有刻本六種:
1、乾隆五十六年(1791)江漢書院原刻;2、乾隆五十七年(1792)九柏山房刻;3、道光二十二年(1842)楊氏刻
于陜西澄城；4、咸豐十一年(1861)廣東刻本;5、同治十一年(1872)吳棠刻于成都四川節署，又稱望三益齋本；6
光緒十八年(1892)著易堂影印望三益齋本。
鄭慶篤、焦裕銀等編著《杜集書目提要》，列出《杜詩鏡銓》清代刻本三種:
1、乾隆五十七年(1792)九柏山房刻本;2、同治十一年(1872)吳棠望三益齋刻本;3、光緒十八年(1892)上海著易堂據望三益齋本石印本。
筆者先后在西北大學圖書館、陜西師范大學圖書館、國家圖書館、北京大學圖書館和南京圖書館訪尋諸刻本，先后獲睹《杜詩鏡銓》的清代刻本三種:
1、“九柏山房藏板”，由“畢秋帆、王蘭泉兩先生鑒定”。以上各館均有收藏，且版式完全一樣:書口題“杜詩鏡
銓”，單黑魚尾，魚尾下題卷數和頁碼，左右雙邊，半頁九行，行大字二十，小字雙行，每行三十，正文注解有眉批。全書內容包括序四，即畢沅、朱圭、周樽和自序;杜甫傳記二，即《舊唐書·文苑傳》和《新唐書》之本傳;墓系銘一，元稹作;年譜一，楊倫編;凡例、杜子美戴笠像、題子美畫像、目錄、正文(卷一至卷二十);后附諸家論杜。
2、“同治十年八月重刊，望三益齋鐫版”。該版本版式與“九柏山房藏板完全一樣，只是開版大小有別，而版框大小一致，即每一頁的都留有開闊的天頭、地尾和左右邊。內容增加了吳棠序(因為此版是吳棠刻于成都四川節署)，正文后增附《讀書堂杜工部文集注解》(包括目錄、卷一、卷二)，從而，使杜集得以完整呈現給讀者。該版本在上述幾館均有收藏。
以上兩種版本，同版之內，編訂次序卻有不同。比如“九柏山房藏版”書內編訂順序有的書本是:畢、朱、周、自序，凡例，本傳，年譜，墓志，戴笠像:題畫像，目錄，正文，附錄;有的書本在凡例后，依次是:墓志，本傳，戴笠像，題畫像，年譜，目錄，正文，附錄。而“望三益齋鐫版”書內編訂順序有的書本是:吳序，戴笠像，題畫像，自序、畢、朱、周序，本傳，墓志，凡例，年譜，目錄，正文，文集注解，附錄;有的書本是:吳、畢、朱、周、自序，凡例，本傳，戴笠像、題畫像，年譜，墓志，目錄，正文，文集注解，附錄。
究其原因，一、此類內容在目錄中未著錄，又沒有一定的邏輯聯系，且沒有統一的編排標準可供編訂者參照;二、筆者在翻閱這些線裝書時，發現書中順序易亂者，每一部分在刻版時，刻工們要么給其單獨安排了一個版片，要么安排了數個版片，有的版片甚至寧可留下很大的空白版面，也不會接排其他部分的內容，簡言之，即各部分彼此獨立，互不共版。
3、“上海著易堂書局藏版，光緒壬辰年陽月”。該版本版式大變:書口題“杜詩鏡銓”，單黑魚尾，魚尾下題卷數和頁碼，下口題“著易堂書局石印”，四周雙邊，半頁十二行，行大字二十六，小字雙行，每行三十九字。
筆者將這三種版本對校，查出由“九柏山房藏版”到“望三益齋鐫版”，因版式未變，內容也幾乎保持一致，堪稱善本。稍有出入者如，卷一《房兵曹胡馬》第二句之注解中，九柏山房版為所謂不比凡馬空多肉”，望三益齋版為
“所謂不比凡馬空多肉也”，僅衍一判斷助詞“也”字;《過宋員外之問舊莊》:“枉道祇從入，吟詩許更過”，九柏山房版的注解為“從入……許可識…，望三益齋版的注解為“祗從入…許更過…”。從詩句，可知當是“從入
……許更過……”，兩中版本均正誤參半，可以相互糾正。而至著易堂改版，衍脫訛倒之類的錯誤層出不窮。最明顯者如，卷一《望岳》詩句“齊魯青未了，訛成“齊楚青未了”;《今夕行》詩中“輸百萬”倒成“百萬輸”;墓系銘中眉批“杜集大成”訛成“相集大成”等，真不可理喻。
（侵刪）
